归化

我拿到了日本国籍。

说说这件事。有些是我的个人经历，有些是我的看法，有些是事实。至于哪句是哪种，我就不逐一拆解了。

编辑：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反应，谢谢大家的善意留言。如果你正在考虑申请归化，我建议你直接去当地的法务局咨询。按那里的说法办，别听网上听来的、看来的东西，比如这个随便哪个老外写的博客。下面列的文件清单看着吓人，但你的情况不会和任何人一样。他们逐案处理，所以最权威的说法来自法务省，不是我。

2012年，我因为别的事去了法务局，当时决定要开始办归化。这事我想了很久。我走进了负责归化的部门。

日本政府有意把取得日本国籍的流程设计得不透明、要求提交大量材料、至少耗时一年，结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判断。

2012年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一位法务省的老官僚和善地听完了我的初次咨询。初次咨询通常需要预约，但他通融了我。今天不会这样了。现在申请国籍的人多得多。八王子市法务局当时在南大泽，在市区范围内，但在城市南缘很远的地方。开车或坐电车过去大约要40分钟。好在现在该机构搬回了市中心，就在法院附近。

在一间小小的审讯咨询室里，那位官僚问了些例行问题：国籍、在日本多少年、婚姻和家庭状况等等。我当时对自己的日语流利程度、社区活动和在日本政界工作的经历很自豪。潜意识里，我想我期待着自己因为格外特别而得到认可。

那名官员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人。他很清楚怎么给人泼冷水：把流程讲一遍。

我初步需要收集的材料如下（按模糊的记忆排列，刚才又翻出那些被迫制作的表格核对了一遍）：我父母各一份、六个兄弟姐妹各一份的出生证明原件。父母婚姻证明的原件。我母亲签字并注明日期的宣誓书，证明她生下了我。我妻子家庭成员名单，包括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国籍，以及目前与我的往来状况。上述每个人是否也想入籍、对我入籍是赞成还是反对的说明。我的出生证明原件。我的婚姻证明。我住过的每一个地址的清单，以及每次居住的起止日期。从幼儿园开始的完整学历。学历期间获得的文凭或学位。完整的工作履历，包括公司名称、担任的职位、入职与离职日期。所有以英文出具的信息，都必须提交原件，同时附上日文译本，并附翻译准确性证明。日文译本不得出现拉丁字母，只能用汉字、平假名、片假名或阿拉伯数字（想来该庆幸没有要求用汉字数字）。但每一个专有名词都得写成最别扭的片假名。所有以日文出具的文书，提交一份原件加一份复印件。我的住民票。我的在留卡。我的驾照。我和我妻子若干年的全部纳税申报表，具体几年我记不清了。我和妻子所有雇主或收入来源的预扣税证明。证明我和妻子分别向国税厅、东京都、八王子市纳税且已缴清的凭证。健康保险保费的缴纳证明。年金事务所出具的、证明我已缴纳雇用保险的凭证。以上全部材料都会被审查，看我在上述若干年里是否不仅缴了税，而且按时缴了。警察厅出具的官方驾驶记录，列明在数据保存的最长10年（还是多少年）内的所有交通违章。我开过公司，是吧？那就再提供该公司同样年数的全部财务报表、国税缴纳证明、消费税缴纳证明、都税缴纳证明、市税缴纳证明、代扣员工税缴纳证明、雇用保险缴纳证明。公司登记簿、公司章程、客户名单，以及业务内容及前景说明。我妻子的户籍。我妻子出具的声明，说明我们确实结了婚、确实共同养育了这些孩子。我妻子出具的声明，说明她对我入籍是赞成还是反对。三张不同场合的家庭合影（证明我们每次自拍都摆同一个姿势，以至于这三张照片看起来极其可疑）。一份清单，分门别类、详尽无遗地列出全部家庭收入来源和每月支出。市政府发放儿童津贴的证明。所有借款的清单，包括放贷机构、本金金额、月供和借款用途。银行账户清单，附每本存折所有页面的复印件。美国大使馆出具的现时国籍证明。我所有已过期和现行护照每一页的原件及日文翻译，另附一份清单，将我进出过的每个国家的日期按时间线整理。标明我现居住地的地图。标明我现工作单位的地图。一份自由格式、手写的入籍动机陈述。我每个孩子在各自学校的在读证明。公司出具的我的在职证明。公司出具的我的薪资金额证明。我名下每一块土地和每一栋建筑的产权证与登记文件。我的日本语能力测试（JLPT）一级合格证书。我的面部照片，两张。一份列明入籍后我将使用何种姓名的表格。

2012年，我已经确信自己会留在日本，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度过余生。但我的脑子还没发育到能指挥身体去做那些必要的事，去创造或收集上面提到的那些材料。

另外，拿到国籍后我想竞选市议员。我妻子知道这件事。她很有智慧，不希望我去竞选市议员。所有这些事都得我自己去做，然后还得想办法让她对我的归化申请表示同意。到时候会有一次面谈，官僚会问她的意见，而她的意见是有分量的。

我知道可以请律师帮忙办归化申请。我也打心底里清楚，律师基本上只会说一句“把[上面那些材料]都准备好，我替你提交申请”。面谈照样得本人到场。翻译还得花钱请翻译公司来做，水平不会比我自己的公司强。请律师唯一的好处是，我得对某个人负责，从而把所有事情做完。但我既没有闲钱请律师，也没有那个心气。我至少还是预约了第二次咨询，预约记录还在我2013年的日历里。我可能压根就没去。我不确定。那位老官僚现在肯定已经退休了。

于是第一次尝试在付出了一番勉强算得上英勇的努力之后，就此夭折。

2012年最英勇的归化努力不是我做的，而是我父母和兄弟姐妹做的。第一次咨询时我被告知需要他们的出生证明原件，于是我请他们每个人去重新申领一份。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，都老老实实去办了。这无疑是件极其麻烦的事。我的兄弟姐妹出生在美国好几个不同的州，都不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，因为我爸当时在美国海军服役。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弄到原件的，但每一份都交到了我手上。

2018年，我又试了一次走这个流程，还是没成。

我在日本住了那么多年，却从没申请过永住。永住从来都不像是适合我的路，因为我总觉得自己随时会去申请归化。每次更新配偶签证，办材料的人都会说这情况真少见。

后来到了2024年9月前后，我又一次走进法务局。如上所述，它已经搬回了市中心那片。那天我去不是为了申请归化，而是去办公司登记，也可能是去调一份房产登记。我又看见了那个指向归化办理窗口的指示牌。又一时冲动走到窗口，说要申请归化。这次没给我安排咨询。我记得他们翻开预约簿查我什么时候能约到咨询，我瞥了一眼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。他们给我排了最近的一个两小时时段，在10月。

10月那次面谈，来了一位新的、头发花白的老手。他先通过对话确认我的日语能力，然后让我读一些东西、写一些东西。要我读的那段出自一本儿童书，通篇平假名。有意思的是（很多人肯定有同感），纯平假名的段落反而更难读。那是一种不自然的书写形式，除了儿童书，或者写给读不了其他任何文字的人看的信息之外，根本不存在（我并没有贬低后一种用途的意思）。读带汉字和片假名的正常日语要自然得多。总之，我读了。可能读得磕磕绊绊，因为那位老手让我紧张。然后我按要求写了字。他批评了我的笔迹。哈哈。“别挑我刺了，哥们。我可是客观意义上很有造诣的语言学者。”可惜，考的不是这个。

他给我的清单跟上面那份基本一样。只不过现在我又开了另一家公司。当然，那家公司的每份材料照样都要，其他那些也一份不少。不过我记得他们取消了翻译认证的要求。这点得认。

2012年之后，我又买了地，在上面盖了房。换了新护照，跑的国家更多，护照页也盖满了。多活了13年，要准备的材料也就多了这么多。好在处理报税、缴养老金这类行政事务，我比以前熟练了。不是自己长进了，是花钱请人代办。驾驶记录现在干干净净，年轻时超速、乱停车那些事，早已随着国家机关的记录保存期限一起消失了。收入更高了，公司经营得更顺了，婚姻也更好了。入籍的理由，我在心里已经想得很清楚。社会贡献也做了一些：在消防团当志愿消防员，当过银杏祭的执行委员长，还参与町内会的工作。

2024年10月那次面谈，我们当场约定了下一次面谈的时间，2025年2月正式提交申请。

把上面这一堆文件和其他材料凑齐，简直是场噩梦。新一轮折磨。眼看2月3日越来越近，我还没备齐。2月2日熬了个通宵。翻译赶出来，材料分门别类，复印件做好，全部摞在一起。那摞东西少说有两英尺多高。我把它塞进几个百货商店的大购物袋里。

提交当天，我和那位老练的资深经办人逐项核对。他在每一份材料上盖了“RECEIVED”的章。结果发现有两三项缺失，或者是我理解错了要求。我答应马上用Letter Pack寄过去。最后，我被指派了一位初级官僚做我的经办人。他们让我把法务局的电话号码存进手机，随时准备接听补交材料或约面谈的电话。还告诉我打电话的流程：先拨分机号，报上案件编号，再要求转接我的经办人。

我被告知，我的申请只有在我身处日本期间才会继续推进：每次因商务或其他事由出境前，我都必须打电话通知离境和返回的时间。申请会恰好暂停相应的天数。回来后，我还要打电话向经办人报到。对生意来说是好事，对入籍来说是坏事：2025年2月到2026年6月，我出了很多次国。法务省也就相应地、一丝不苟地拖着我的申请。不过这个政策我理解。想入籍，就待在国内。与此同时，明知在国际商务中有一份正当工作反而在拖慢申请，还是需要耐心的。

我的第一位经办人只通过几次电话就被调走了。新来了一位。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在电话里含含糊糊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年纪不大，三十出头吧。有几次我能听出来，是我的电话让他想起某件他本该做的事。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，那件事就不会被办。

新冠期间，美国FDA和其他监管机构大约有三年没来日本检查医疗器械和制药设施。我的主业是协助生命科学企业理解并遵守法规，然后为监管机构对其设施的检查做准备工作、接待并担任口译。所以那段时间公司的营收和利润自然大受打击。经办人翻看了我疫情期间的公司财务数据，认定业绩不行。有一天他打来电话：“这公司业绩可真够差的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新冠把我们打得很惨。我们本可以申请政府补助、让员工减薪休假，但我决定先用积蓄，再贷款（贷款我已经一分不差地全部还清），来保证全额发薪。我们照常营业，把手头还能接到的活都做了，以支持我们的客户。”他说：“嗯，还是不太行。”那次谈话很让人窝火。我不怀疑他为了当上国家公务员是通过了一两次严格考试的，但他显然也毫无经营企业的经验。

他让我把上面那段解释写下来，说明公司在那段时间为什么经营不善。我照做了。我把它呈报给法务大臣（所有这些材料都是这样呈报的），并在长篇解释中措辞明确地反驳了那位经办人的看法。我强调，我在危机期间保住了大家的饭碗，并认为对我们业绩的这种批评纯属胡说八道，还请他高抬贵手，继续审核我的申请。

还是这位经办人，直到我的归化申请获批的消息登上《官报》四天之后，才打电话通知我结果。这在很多方面都很不方便，尤其是这四天本可以让我更早申请并拿到日本护照，从而恢复商务出行。在护照签发之前，我困在国内，无法为商务或任何其他目的出境。日本公民没有护照是禁止出境的。我确信那位经办人就是把通知压在他桌上放了四天。他这活儿干得不行。

鉴于这最后一记侮辱，再加上上述种种，以及更多我已经忘记或略去的细节，说我总体上对这个流程还算满意，可能显得奇怪。

我不认为国籍是件小事。把它弄得毫无摩擦、快速办结，并不合理。2012年的我还没准备好归化。这套制度晦涩又武断，同时也确实正确地把我筛了出去。它让我深刻体会到遵守规则、做出贡献的重要性，说实话，这影响了我此后的行为和想法。当我真正下定决心之后，我才走完了整个流程。

归化后我的名字和以前一样：Derek Lynn Wessman。只是现在官方记录里用片假名书写，因为字母无法登记在户籍上，而户籍是日本公民身份所依托的根本文件。

很多人以为归化时必须改用汉字姓名，但事实从来不是这样。不过，过去似乎确实会对申请人施压，要求他们取一个听起来、看起来都像日本人的名字。整个归化流程（尤其是对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审查）处处留有冷战时期的痕迹，当时审查的重点是在日朝鲜人，他们也是那时最常见的申请人。政府急于弄清申请人是否与北朝鲜有联系。

可我为什么不改名呢？我当然可以想象取一个读音接近我名字的汉字名，或者改用妻子娘家的旧姓，又或者借用某位我喜欢的历史人物的名号，比如山本勘助。我保留原名，是因为我喜欢它。我为 Wessman 这个姓感到自豪。我听说当年一位祖先改用了这个姓，因为原来的姓 Bengtsson 名额已满，他改用这个姓才加入了瑞典军队（大概是这样）。我也喜欢 Derek 这个名字。我的中间名来自我的叔叔，如果你去搜索或问 AI，会发现他是个成就卓著的非凡人物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一家人现在都用这个姓，到了这个年纪再改名，会给他们带来很大不便。

我确实需要通知银行、更改一些文件和登记信息，还要在好几个方面走流程。总的来说，负担不算大。

一个有趣的事实：户籍办好的时候，我得重新向妻子求婚一次。在日本，被加进配偶的户籍就是结婚的行政手续。在此之前，我妻子是她自己户籍的户主，孩子们和她登记在一起，后面还挂着一个娶了她的外国佬（就是我）。如果 2026 年这次最新的求婚让她犹豫了一下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她还是很客气地答应了，孩子们也一样。一家人重新团聚，感觉真好。顺带一提：我近期没有竞选公职的打算。

拿到国籍的那一刻是这样的：上面提到的那位经办人晚了四天才给我打电话。他问我什么时候能过去领取那份证明我归化的政府文件。我说我这就来。他说好。我到了。他把我请进一间小小的审讯咨询室。两人坐下，隔着一张桌子，中间挡着疫情期间装的那块塑料隔板。他把《归化者身份证明书》递给我，让我拿去市政府申请为我建立户籍。他为整个流程念了一句祝词：老一套的“o-tsukaresama deshita”。

就这样。没有效忠宣誓。没有挤在一起齐声念誓词的人群。没有排场。只是走下那栋普通公共建筑里空荡荡的楼梯，心里高兴，因为我终于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我热爱的国家绑在了一起。我喜欢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