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司风格：James Skinner《Kitāb-i tashrīḥ al-aqvām》（1825）插图

手稿中唯一的英文文字出现在开篇的一页上：有人在整齐的波斯文栏目下方用铅笔写下一行回环的题字，记录了一次赠书：“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the different Castes of India, compiled by Lt. Col. J. Skinner, CB, whose gift it is to the present possessor, JW.”这本书本身更像是莫卧儿盛期所出绘画与书法册页的克制版本，而非同时代任何一本欧洲书籍。

编纂者詹姆斯·斯金纳中校（1778–1841）是英属印度早期一个难以归类的人物：他出力帮帝国扩张版图，自己却被挡在内圈之外。父亲是苏格兰裔东印度公司军官，母亲据他自称是被掳走的博杰普尔贵族女子。因为血统，他起初被东印度公司拒之门外；后来他率领的非正规骑兵“斯金纳之马”为莫卧儿帝国立下战功，他才被重新接纳。

斯金纳的波斯语比英语更好，同时深度参与了莫卧儿晚期的知识与艺术文化，《Tashrīḥ al-aqvām》便是明证。书中有120幅画作，穿插在斯金纳撰写的波斯文之间，不过文字很可能出自职业抄书人之手。题字中给出的英文书名透露出它的分类逻辑，也透露出英国人对吠陀种姓制度日益增长的兴趣。但在古典波斯语中，al-aqvām 的含义更宽，泛指“族群”；图片说明掩盖了这一可能的区别。正如他的《回忆录》所表明的，新到任的英军指挥官常把斯金纳当作“本地线人”来倚重，原因大概在于，尽管他受的是英式教育、也忠于英国，血统却始终让他无法获得完全的归属。可以说，《Tashrīḥ al-aqvām》正是这种线人角色的一次具体呈现；而那行纪念赠书给英国军官 J. Watkins 的题字，更强化了这一印象。

《Tazkirat al-umara》（《贵族列传》）是 Skinner 委托编纂的一部传记辞典，收录旁遮普、拉贾斯坦和哈里亚纳的土邦家族。书中一幅1830 年的画像里，他身着英军制服，坐在漆面椅子上，带马刺的双踝交叉，目光沉稳地望向观者，略带一丝疑惑。下方的涡卷饰框内写着他因对马拉塔帝国作战有功、由莫卧儿皇帝阿克巴·沙二世（1806–1837 年在位）授予的头衔：Nasir al-dawlah, Kirnil Jams Iskinar, Bahadur, Ghalib Jang（国之捍卫者、James Skinner 上校、勋贵、战无不胜）。他的衣着和座椅都与《Tazkirat》其余部分所绘的本地贵族不同——那些人穿着传统服饰，多半席地而坐，身下垫着靠枕。传达的信息很清楚：Skinner 或许确是博杰普尔女子的儿子，也确曾受莫卧儿皇帝褒奖，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东印度公司的人。他死后由苏格兰旅行作家 James Baillie Fraser（1783–1856）撰写的回忆录中，只有三页简略的文字写到他从军之前的生活。

《Tashrīḥ al-aqvām》的细密画是“公司风格”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。这种风格由莫卧儿宫廷画师 Ghulam Murtaza Khan（1760–1840）及其侄子 ʿAlī Khan（活跃于 1817–1852）创立，二人受东印度公司赞助。Skinner 和他最好的朋友、东印度公司军官 William Fraser（James Fraser 之兄，1835 年遇刺）都热衷莫卧儿文化，在他们的推动下，本地势力与英国人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真正交流，但很快就被东方学式的居高临下所终结。《Tashrīḥ al-aqvām》的绘画很可能出自 ʿAlī 之手，用的是水彩——当时欧洲人已用它取代传统的水粉。他与叔父的风格有明显的亲缘关系，但年轻的 ʿAlī 的作品，尤其是《Tashrīḥ al-aqvām》，更带些民间气息，人物的姿态和轮廓都不那么僵硬。

画中人物以民族志的方式从事着“典型”的劳动，背景是“典型”的环境，穿着“典型”的服饰，摆着“典型”的姿势。有背着猎物的猎熊人，俯身在染缸上的染工，掏耳匠，还有鞭打牲口的年轻农夫。一位kalavānt——即乐师（源自乌尔都语）——的披肩和鲁特琴被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，连乐器底部那只小鸭子都不放过。另一幅画中的女子被标注为bīwa（“寡妇”），这个标签或许是委婉说法，但画面似乎表现的是一名性工作者在与客人讨价还价；她抽着水烟，头巾未戴，身后一只白猫懒洋洋地趴在地上。一幅标注为“集市”的画中，一名男子正被人递上一把蛇或一篮鸟；蛇还出现在一名耍蛇人与一位上层阶级男子的交谈中。和肤色一样，发型也各不相同，从醉汉的长卷发到贵族竖立的鬓角；衣着同样如此（不过看起来人人都爱抽水烟）。

我们从他的《回忆录》中了解到的 Skinner 本人少之又少，因此很难知道他对自己委托绘制的这些书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英国在认识论和军事上的扩张作何感想。他告诉我们，母亲在他十二岁时自杀，因为她无法忍受女儿们被从家中送往英式寄宿学校的耻辱；母亲死后，他也被送去上学。James Fraser 几乎没有给 Skinner 的才智和艺术追求留下任何空间；《回忆录》几乎全部在讲他的军事功绩。

Skinner 死后，他的儿子 Hercules 因父亲的功勋而获准加入精锐的 Nizam's Contingent，该部队的军官必须是英国人。Lord William Bentick（1774–1839）曾为他申请破例：“[Hercules] 最近刚从英国回来，过去七八年间，他一直在那里接受英国绅士的教育。”James 为儿子挣得了这次晋升：他永远不会成为《Tashrīḥ al-aqvām》中的那些人物之一。